2011年，新一轮深化医药改革进入既定 阶段的“收官”年，公立医院改革仍然在攻坚阶段，而基本药物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开始逐步显现，亟待更深入的调整和突破。
药价是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中 敏感的神经。而在 基本药物制度政策框架中，对基本药物和补充药物 招标采购的规定是 重要的部分之一。但制度实施一年多以来，对于招标价格的争议似乎从未平息。在基层医疗机构抱怨药价虚高的同时，制药企业也在叫苦。在他们看来，有些基本药物的价格实在是压得太低了，甚至超过了成本价。实际上，各省参与基本药物招标的制药企业，从投标之始 感受到了价格压力。而一味的价格虚低 有可能伤害到药品的质量安全。
那么，基本药物价格到底该定多高？怎样的价格才能让制药企业和患者都能接受？一年多的时间，似乎尚未有一个两全的答案。
因此，延续上年对新医改中基本药物制度的集中讨论，今年“两会”时，基本药物制度推进过程中的招标采购这一 现实的问题，继续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。
财经日报：在2009年底正式开始至今的一年多时间里，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目前究竟如何？入围供应的企业有何感触？
全国人大代表、步长集团总裁赵超：
为什么大企业在基本药物招标过程中不断退出？
我们有20多个品种的基本药物品种，但是在考察了各地的招标价格后，我们最终决定不去参与。
事实上，不只是我们，行业里不少大企业，在简单核算成本和招标价之后，都慢慢地暂停了基本药物的供应，因为这个价格不可能做出来，也不可能长期供应，这是个不正常的现象。如果超成本长期供应，要么 是减低物料投放，要么 是长期赔本供应，这对已经成熟的品牌企业来说，都是难以为继的做法。
尤其是在中药行业里面，在目前的招标压价体系下，出现了“此药非彼药，彼药非此药”的行为，即从药品检测中发现，同一个药品，含有不同的成分。
我更担心的问题是，一旦行业竞争走入了简单的价格竞争，小企业违规成本低，往往 在市场竞争中对大企业形成不公平竞争，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，长此以往，对行业的发展会带来很大伤害。
全国政协委员、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：
基本药物制度是一个意在普惠的制度，是从 层面推进的民生工程，现在的问题在于执行。
坦率地说， 基本药物现阶段的执行情况，已经导致了基药生产的碎片化，现在基本药物生产的主流企业很多都觉得很困惑，这是很好的市场和政策，但现实中超低价中标价格的混乱，确实也已经成为影响制约行业发展的重要根源之一。
以安徽和山东基本药物招投标过程为例，60粒/瓶的复方丹参片只有0.95元，甚至不高于市场上任何一瓶饮料，这样的价格是否能保证足够的药物投料和长期质量稳定。
更应该思考的问题在于，为什么企业明明知道价格已经严重超出成本了，还要陷入低价争夺，是不是我们招标的制度设计有需要修正的地方，我们非常希望政府能够全面介入调研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浙江康莱特集团董事长李大鹏：
浙江省基本药物目录中的丹参注射液定价，是按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物价水平定的标准；业内众所周知的大输液不合理定价，甚至低于一瓶普通矿泉水，这些现象发生在治病救人的药品身上， 是很危险的事情，长此以往，企业能撑多久，质量怎么能有保证。
企业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，特别是政策环境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南辅仁药业董事长朱文臣：
招投标平台必然是低价，这是一个规律，但是现在的价格已经低到企业接受不了，甚至低于成本价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还以这种价格作为导向，那怎么保证质量？
在招标过程中我们感受特别深刻，因为企业品种多，每一次做招投标，一般都会有几百个品种同时参与投标，除了基本药物的招标，还有非基本药物和医保药物的，往往我们一个政府事务部四五十人全部工作都忙不过来。而且，药物中标之后，品种实际的生产配送保障又是一个大问题。
日报：在社会各界还在讨论药价虚高问题的时候，为什么今年“两会”代表委员更多地呼吁政府关注“药价虚低”？
全国人大代表、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：
现在的基本药物招标中唯低价是取的倾向直接导致了不正常的“药价虚低”，事实上，在行业内，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药价虚低比药价虚高更危险，因为它在造成药品长期发展不可持续、影响基本药物供应的同时，还隐藏着更大的质量安全风险。
以头孢曲松在安徽和山东两个省的招标结果为例，安徽中标价是1.25元，山东中标价1.22元，这是成品药的价格。而原料药的价格 已经在每公斤1000元上下，正常分装一瓶是1.1克， 是1.1元，瓶子8分钱、丁基胶塞0.13元，其余的纸盒、标签全都不算， 成本 已经超过了1.2元，按照中标价怎么可能做得下来，又怎么能够保证供应？
我认为，基本药物制度本身是执政理念的体现， 是让 广大的人民享有 基本的医疗服务。药品首先保证它的安全有效，安全是 位的，有效是第二位的。如果招标体系变成了一味压价的过程，不看重质量，只是让价格 的进入，这样靠低价取得的药品，对公众和制药行业来说，都不是 理性的选择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熊维政：
药品招标完全靠低价是不行的，也是很危险的。
我们做过调研，中标的60片/瓶的复方丹参片中标价是0.95元，可它的成本是3.59元。我们 要问问，怎么能生产出这样的产品，这样严重违背价值规律的东西能放心使用吗？
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北神威药业董事长李振江：
制定基本药物制度是很正确的，我们也都非常拥护这个政策，但是在各个省招标方面，我们企业 因为价格没有优势，被一些小企业靠低价抢走，有的可以说是以低于成本价的代价抢单。
我们担心的是，长此以往，这样的做法不仅对企业信誉会产生影响，也会对行业信誉造成损害，更会对公众健康产生危害。
日报：为什么今年在向“两会”提交的建议和提案中，中药界代表委员对招标问题的看法更为集中？
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北药都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晓恩：
近一两年来游资在中药材市场的炒作非常明显，暴涨十倍的三七并不是个案。但药物的 定价还并没有实现原材料的联动，企业只能想办法维持， 给一瓶100片的丹参片定价6元，但实际上仅药材成本 已经在5元左右了。
建议 制定药物招标上限和下限的合理平台，搞好基础调研，科学计算药物的合理价格，究竟市场上的药材制造成本多少钱，设一个合理的平台招标价格和指导价，对于中药这种高度依赖原材料的行业，对这一点的体会也特别深刻，需求也更加迫切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南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耀志：
中药的恶性竞争非常严重，以六味地黄丸为例，全国2000多家中药厂 有一半都在做这个产品，同类品种多直接导致的 典型的恶性竞争 是压价。
这种情况下，各地招标过程中的压价竞标 更加雪上加霜。中药行业非常讲究药材产地和疗效，不同产地的同一种药材价格 可能相差几十倍。为了品牌，大企业在这块的成本不可能一味压缩，但现在的问题在于，招标价格确实已经远远低于实际的成本价格，中成药的品质和疗效都很难保证，对中药这一民族产业和民族文化的保护恐怕都会带来影响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哈尔滨葵花药业集团总裁关彦斌：
一边是中药材价格翻番增长，另一边是招标采购不断压低药品价格，这种局面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是降低药品投料标准或者质量标准；要么 是主动放弃，退出这个行业。而且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，将会愈演愈烈。
中药材的种植是市场经济，因为粮食作物现在政策优惠，政府给补贴，价格也比较合理了，所以很多过去种药材的药农，现在都改成种粮食了，这也导致了中药材越来越紧缺，野生资源越来越少。
药品必须有疗效，在讲究药材的中药行业尤其如此，再便宜的药品，如果没有疗效，不仅没用而且贻误病情；其次，药品也是商品，也有自己合理的价格。
我建议， 应该遵守、尊重药品的两个属性，应该提高药品检验标准，然后放开价格，实行优质优价。这样才能促进祖国传统的医药工业、健康有序地发展。如果不是这样做，那一定是越用越糟，对传统的医药工业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，事实上现在已经是这样了。
日报：那么对于低价招标，有什么改进的建议？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研究员岳秉飞：
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药品定价体制非常重要，优质优价，而且要随着物价的上涨有一定的变化幅度，这样才能体现出药品的真实价值。
一直以来，医药行业内都强调药品是一个特殊商品，其实从我们技术角度来说，药品更是一个高科技产品，特别期望政府主管部门能够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价格体系，保护并促进我们 医药产业的发展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南辅仁药业董事长朱文臣：
我建议，能不能把限制价格的要素多关注一些，特别是在技术标准这一块，能不能多增加一些东西。在这一方面，如果增加了一些东西，有很多企业不能入围，如果在大企业之间进行竞标的话，这个价格报的时候不会报得过了。大家都按规则去报，如果每个企业都能突破技术标，不会形成下一轮的恶性竞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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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医药(17.15,0.03,0.18%)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认为，对中国医药行业来说，现在确实是一个关键的时期：“我们需要资金、需要技术、需要人才，但是我们 需要的是良好的政策环境。”
首先，医改要重点改“医”，医改三年实施的五项任务，前四项完成得非常好。现在我们面临的形势是要在第五项任务上展开一个攻坚战，那 是为解决看病贵、看病难问题而进行的公立医院体制改革，体制和机制的变化是 根本的变化。要想实现公立医院改革的胜利， 需要的措施首先要管办分开，只有管办分开，院长和医生们才有可能成为改革的主体，焕发出更大的积极性，医疗服务投资的多元化和竞争机制才会逐渐建立起来。
其次，药品价格管理的改革，希望更多地采用市场机制，管好。对于当年实施过程中的一些情况，比方说招标采购的问题，我们积极地主张政策招标要推行有底招标。而不是选 格中标，要积极探索制定医保的给付价，因为医保的给付价是非常有利于建设一个新的市场机制的措施。
末尾，科学监管，重实效。监管是必要的，严格监管也是我们发展的需要，也是发展的动力。但是在制定加强监管的政策中，一定要重实效。有一些政策希望更深入的进行调查研究、讨论，把可能发现的问题消灭在萌芽。比方说在对药品使用的安全监管方面，生产的监管、流通的监管，应该和临床使用的监管同步重要。同样加以严格化，现行推行医药商品电子码制度，不管怎样它是一个推动安全的有效措施，有提高监管效率的作用。
